乐鱼体育官方APP客服:江宇舟：抗战胜利80周年中国引领跨越“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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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二战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积贫积弱百年之后，我们历史性地以大国身份回归国际政治舞台。

  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胜利并不彻底，在其中付出了大量国家利益，并且一衣带水的日本，始终在以各种丑陋姿势提醒着世人，我们赢得的是一场没有触及加害者灵魂的胜利。让侵略者真正意识到作恶必须惨重代价的“抗战”，依然还在继续。

  在这场还没结束的“抗战”中，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次九三庆典划时代的装备呈现背后，是世界格局正在激烈重组，中国正日益接近中华民族复兴实现的日子，而新时代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正如不久前天津闭幕的上合组织峰会所再次强调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一起发展”，暗合了世界在二战胜利时的未竟之业，可以让我们去总结和规划，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空前加强的标志，就是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如今在安理会手握否决权的“五常”，实则脱胎自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他设想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的核心国家负责本区秩序，“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特别责任”。大国之间协商一致，共同预防新的战争。

  而在这样的划分下，中国就是东亚和西太平洋的“警察”。当时美英苏中有大量政要对于将中国纳入大国颇不以为然，还让坐轮椅的罗斯福为此颇有一番辗转，他还特别强调避免仅按种族划分“警察”，要关注文明的多样性云云。

  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宣示了战胜法西斯的决心，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签署的外交文件。

  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既不是仅仅凭牺牲的人数，也不可能依托于别人的施舍。正如元帅后来在推动“两弹一星”时总结的“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也靠不起”。二战胜利后，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具备以下几条要求：

  一是有能力彻底降服法西斯，落实真正的无条件投降，并随之对其进行充分的清算与改造，达到像《波茨坦公告》所说的“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

  二是从本区域的抗战主力，转变为地缘秩序重建的主力。这其中必然包括了对自己所在区域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重塑的主持工作，并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在掌握地缘秩序的主持权利后，由形而下的治理发展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美苏都在标榜要主动跳出“国强必霸”与丛林法则，这个大国最好能遵循这样的逻辑，形成自我的价值感召，在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合作的基础上，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源头。

  这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当代大国的内涵：只有能压服本区域的战争策源地，才能谈捍卫二战成果，才有资格牵起区域的整合，进而通过本区域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治理的方法论，并形成形而上的价值感召。

  然而，1945年的中国，事实上没有完成其中任何一条。甚至说得不客气点，假如没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所谓的“大国”地位，也根本不可能留存太久。

  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彻底，但依然值得总结一下，不彻底到了何种程度，避免被某些宵小钻了空子，这也是理解未来如何在家门口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

  一说起日本投降问题，最好的参照系就是德国，两者都被说成是“无条件投降”，但含金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德国投降建立在苏联红军已经直捣纳粹中枢，打得希特勒自杀身亡，并且以强有力的控场，让纳粹哪怕想钻空子，结果都不得不投降两次。在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盟军迅速取缔了邓尼茨在弗伦斯堡组建的政府，旋即美苏英法四国发布了《柏林宣言》。根据其规定，从法律意义上德国虽然还有土地、人民这样的国家要素，但其主权已经被四大盟国接管，由其直接对德国发号施令。

  在德国组织解除武装、抓捕审判战犯，以及一系列战后秩序安排，是在彻底摧毁法西斯后，由盟军代行主权的“消毒”，这与分区占领德国其实是互为表里。

  与之相对比，对日本投降的执行显得放纵许多，这甚至在《波茨坦公告》发布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在其细节条款中，事实上出现了神经分裂，一面和《柏林宣言》一样，强调“日本领土须经盟国之军队予以占领”，直到新秩序建立、日本制造战争的能力被消灭、日本依照“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保障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时。

  可另一方面，同样是《波茨坦公告》，其第十条出现了“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第十三条又说“吾人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这实际上点明了日本政府是执行日本投降和维护日本战后秩序的主体，甚至暗示了战后盟军将采取军事占领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当时已经计划要保留天皇制，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组织投降工作。这一点就连美国内部也争议不断，而恰恰是中国的蒋介石，在8月11日向杜鲁门拍电报，对此表示“尤其同意”。

  德国法西斯投降时，被朱可夫元帅拿手一指“给我坐过来签！”日本法西斯投降时，不仅何应钦弯腰，甚至不是冈村宁次亲手送降书。东亚后面能搞得这么别扭，这算是源头之一。

  不只是向中国投降的仪式出了问题，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总投降仪式，其实也跟着走样，在罗斯福生前制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及其五个附件，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要由日本天皇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签署。

  在实施环节，缩水成了外长和陆军参谋总长签署。其中正文最后一句“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置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又再次暗示了天皇和日本政府将得以保留。而这句表述其实在8月11日已由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告知日本当局，给日本鬼子的投降拷问，被美国操弄成了一场“开卷考试”。

  签投降书的鬼子也对此心知肚明，签完投降书的第二天，也就是全世界都在庆祝九三胜利日时，甲级战犯重光葵已然浮现在美国兵营，再次替裕仁去确认保留天皇制的问题。

  因此，虽然投降书原文还有“无条件投降”的字眼，但严谨的史学家早已据此指出日本其实并未无条件投降。

  历史不能忘记，美国在日本投降中所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杜鲁门政府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本国的重大伤亡，以及战后操控日本、抑制苏联、推动自身霸权扩张的需要，偷换了“无条件投降”的概念。在裕仁和日本政府仅以“终战”口吻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提出保留天皇制的要求，美国不顾盟国的普遍顾虑，率先宣布接受接受日本投降。也正是这样的美国，才会在战后独占日本后，放跑大量战犯，扶植门阀复辟，乃至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最终都实现了首相宝座的代际传承。

  说起二战时的中国，有件事必须要提，那就是当时中国不仅在进行着本土抗战，还领导着一个中国战区，辖区包括了缅甸、越南、泰国。中国战区统帅指挥权独立，不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

  这种划分其实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划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影响区域。这也符合“四警察”构想中，要负责东亚和西太平洋秩序的大国所应有的权利。

  但最后的结局是，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最终未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真正发挥出一个地缘核心应有的作用。哪怕缅北征战的胜利，意义也被豫湘桂大溃败所冲散。在美国人眼中，国民政府只是在盟军的胜利中“勉强幸存”，远东正面战场最多算一个没敬法国军礼的“消极成就”，中国在战后的地缘影响更是无从谈起。

  这并非可以用国力孱弱就能开脱的，更要命的是国民政府的作为。就以某些果粉津津乐道的开罗会议来说，细究历史档案就能发现槽点无数：片面突出缅北战场意义，客观上搅乱了会议议程，再结合不久后德黑兰会议苏联的表现，让盟军在惨烈的对比中知道了偌大一个远东，谁才是真正懂战略的一方。过于强调外援不仅让议程平添波折，让盟军质疑国府抗战的诚意，马歇尔为此还留下一句经典名言：“中国如想表现得像个大国，首先先得证明能靠自己的力量打击日本。”当蒋介石在日记里沾沾自喜于自己和罗斯福所谓的“私聊”有多么让对方“动容”时，孰不知对方已经冷冷地给他下了这样的评语：“看来，除了打败，他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

  不等豫湘桂大溃败，当年力保中国加入“四警察”的罗斯福都开始怀疑起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与诚意，进而开始边缘化中国。而蒋介石居然还在给罗斯福拍电报，要求追加援助的金额，并公然以退出战争相威胁。丝毫不顾正是自己拍电报的对象，力排众议让中国作为主要大国率先签署了划时代的《联合国家宣言》，而《宣言》的结尾，缔约国要庄严保证“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1942年4月，罗斯福兴致勃勃地向时任中国外长的宋子文展示自己亲手设计的中国抗战纪念邮票，短短不到三年，罗斯福就在标有“外蒙维持现状”的《雅尔塔密约》上签字。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没法指望中国能在区域战后秩序的重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蒋介石政权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在琉球、朝鲜、北越的权利，也是在放弃义务，更让同盟各国看透了其虚弱本质。最终我们正真看到的结果是：二战后，日本没被分区占领，中国倒被分了一部分，还差点分得更多。

  尤为令人喷饭的是，待到外蒙走完脱离幅员最后法律手续，蒋介石居然又开始大谈特谈西藏、新疆的自决乃至独立问题，以身论证着毛主席强调的“解放战争拖不得”。

  “自重者然后人重，人轻者便是自轻”。作为中国人，我们别忘记这段近代史，哪怕在“顺风局”下，反动派都有本事人为制造自己的逆境，拉着全中国陪它们受辱。

  更令人唏嘘的就是，此时敌后的抗战根据地明明已经生机勃勃，连冈村宁次都在惊呼仗打到这份上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所以我真不知道面对这样的铁证如山，怎么还会有人去质疑谁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中流砥柱。奈何当年的我军缺乏重火力装备，以及这些装备背后所能对应的中央政府权力和盟军协同支持。

  虽然像约翰·帕顿·戴维斯这样的“迪克西使团”有识之士早已经向美国政府指出，蒋介石哪怕打赢了抗战也终将失败，它本质上代表了一个封建中国，陕北窑洞前的那个才是生机勃勃的现代人民政府，老蒋根本不是对手。

  回想十年前有部电影《开罗宣言》，将唐国强老师饰演的主席海报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引发果粉一片阴阳怪气。实际上，稍微懂点历史的都会把栏杆拍遍：如果是毛周，而不是蒋宋参加开罗会议，中国的现代史会平坦很多。

  而且更令人扼腕的是，那时候离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推回三八线，仅仅只有七年。未来证明中国能行的那些战士们，有不少当时正在中国的华北、东南甚至是东北与日本鬼子自力更生地浴血奋战。

  也正因此，那个当年在峨眉山等摘桃、如今在宝岛上阴阳什么“正视历史”的人，是最没有资格去提什么抗战“贡献”的。如今中央政府和中国大陆在官方场合对正面抗战的评价，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

  我们常说，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拼搏出来的，这“一穷二白”不只是经济条件，也包括了地缘格局，真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本次城楼的检阅，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东亚和中亚几乎实现了元首级“大团圆”，这是足以告慰先辈、鼓舞今人的。

  也只有上升到地缘秩序构建的高度，我们才可以看清楚，“新中国”对我们、对世界都意味着什么。

  中国后来面临的周边围堵，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抗战胜利的不彻底，这是战胜国里的独一份，且影响绵延至今。

  说到新秩序的构建，其背后其实暗藏了二战胜利留给全人类的遗憾：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完全建立，大量丛林法则没有被洗涤干净。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依然只能说一句任重道远。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镜头，就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对日宣战，美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与之缔结了密约。在那一刻，美国扔掉了自己摆在嘴上的理想主义，苏联甩开了自己一直标榜的国际主义，拉上丘吉尔自嘲的“英国小毛驴”，沙沙几声行草笔声，就分割了“四警察”之一的核心利益。

  雅尔塔会议上签署的《关于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协议》。图片来自：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随即开始的全球冷战，让世界又一次被裹挟进了国强必霸的老路，超级大国在二战中许多动人宣示动作变形，资产阶级终究露出的是帝国主义底色。核武器的出现更让这场斗争呈现出了摄人心魄的辩证法，一方面让大国热战变得投鼠忌器，但一边又让大国争端绑架着全人类一次次在悬崖口蹦迪。

  美国对远东事务的过多干涉，首先就违背了“四警察”协商的机制。但已经蜕变为帝国主义盟主的美国，已然将自己曾经的发愿抛到九霄云外，再次给远东挖下了巨坑。从纠集“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与中国统一，再到绕开中国对日缔结所谓的“旧金山和约”； 从公然背信弃义炒作“台湾地位未定”，再到以多米诺骨牌理论赤裸裸升级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内斗；从扶植日本门阀复辟，再到以一纸纸“协防条约”，构建所谓“包围圈”……美国在远东的所作所为，能够说是从《开罗宣言》一路背叛到它们自己的《独立宣言》，最后汇聚成了那句至今都在不断回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

  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的傍晚，日本时任首相吉田茂（中）与美国又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

  也正是在那一段时间，亚非拉抗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全球殖民体系被加速瓦解，我们的城楼也作为新中国走出东亚的见证，一次次发出了鼓舞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强音。颇为令人讽刺的是，本来在二战中作为“新世界”代表，多次立誓要打破殖民体系的美苏两国，却已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总代言，并在这一浪浪中被反复冲击，一个已经烟消云散，一个曾经略有掉头，但如今正准备在第二次掉进泥坑。

  1970年5月20日，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简称“五·二零声明”。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最终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也带来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终极困惑。在西方列强保有经济与科技先发优势，依然控制全球市场，并进而掀起的1.0版本全球化中，坚定捍卫主权、坚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反倒会被边缘化，还落得被走狗们来上一句“不跟美国搞好关系，经济就搞不好”的风凉话。

  还有一些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渡主权、贱卖资源、把“开放”异化为予取予求，换取自己还能在这样的“全球化”链条下，当好一颗勉为温饱的螺丝钉，还要自我安慰这就是“第三条道路”，其中甚至包括了原为列强的欧盟多国。

  更为可悲的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它们还要一次次成为“全球化代价”中的代价，极端者甚至在贫穷与蒙昧的螺旋式下行通道里愈陷愈深，内斗与侵略往往并行，暗无天日的岁月已是无边无际。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二战胜利以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却会在我们生活的今天迎来如此疯狂的回潮。

  讽刺的是，当年全球化的鼓吹者，在自己亲手打造的这套剥削体系陷入瓶颈之时，想到的却也是甩开责任，只顾自己优先，不惜抛掉最后能体现自己那点进步性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这曾是它们的先辈在二战枪林弹雨中，多少也带着点理想，并汇聚起更多理想，而最终留给不肖子孙的遗产。

  这也是全球视角下，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不断纪念二战胜利的现实背景。无论算“四警”还是“五常”，中国都是参加二战的核心大国中，唯一一个不利用丛林法则崛起的国家。并且由于二战胜利并没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甚至还让中国倒贴了大量国家利益，中国的崛起之路比其他几个加总起来都要艰险得多。

  纵观一部当代史，我们能看到中国这一路走来，就是把奇迹汇聚成了现实神话：在豫湘桂大溃败后仅仅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三个月时间，就从跨过鸭绿江打到了饮马汉江。在和全球“前所未有的帝国”交手的三年时间（1950-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工农业产值居然刷出了上下五千年前所未有的历史上最新的记录。我们只用了短短十年的时间，就让、氢弹这样的“大国佩剑”别在腰间，从此地缘博弈的秤砣永远都有了定盘的星。我们在黄金白银和外汇都被偷运到宝岛的干干净净里，愣是用一代人的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再用一代人的改革开放，让它由弱到强，继承过二战时期戴在罗斯福脑门上的“世界工厂”。而在这背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实现工业化、拥抱信息化的十亿级人口经济体。

  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城楼就一次次见证着这一个国家如何从站立到奔跑，最为直观的就是那一次次通过城楼被检阅的装备，从万国造到全国产、从凑火力到全都要、从追赶潮流到引领世界，2025年前这场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注定将因划时代载入史册。这不仅是因为大航海以来，东方军事及其技术第一次成体系地回归领先，也是因这份领先具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装备精良的背后，是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3%，是军民融合事业蓬勃到了农民伯伯都能拿着相控阵雷达去防野猪，是大家惊觉美帝国大阅兵上用的无人机还不如我们撒农药和拍视频的，气得特朗普不得不下令今年还要再办一场阅兵式。

  相控阵雷达“白菜价”到农民伯伯能拿去防野猪，做到监测、预防但不杀戮。这其中不仅体现了中国逆天的工业化生产水平，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在生态保护与武力使用上的哲学。

  而这背后更重要的是内外两条。对内是中国用80年时间，在历史的天空写下了十六个大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真的行。发展中国家真的可以在不出卖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追赶世界潮流，直到成为引领，这个论证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已经接近完成时。

  而由此也引出了一条正在进行时，那就是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还要继续走向世界、拥抱世界。这种走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世界工厂”，贸易和投资的意义上，而是成为发展模式、公共产品、意识形态的推广，在推广中不仅是引领，而且是协同，拒绝掉剥削，谋求的是共赢。在全世界还在打打杀杀、战火频仍的年代，盛唐时的中国就讲出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下西洋的中国就宣示过“不得欺寡，不得凌弱”。而带有这样的文明底色的中国，在回归中央之国的位置后，更要螺旋式上升构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也是中国不同于其他曾经的大国们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那就是当城楼已经检阅了足以划时代装备时，我们依然对周边争端保持克制、谋求协商，连笔者有时都不得不感慨定力真强。我们的对外投资，有大量用于经济回报缓慢的配套基础设施和福利场所。

  我们正在努力探索一条兼顾义利的新时代文明之路，始终要求自己保持高水平道德，以身作则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为此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我们从惨胜后的一穷二白出发，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如今某些国家的封堵挑衅汇聚到了一起，构成了新时代的外部压力。但是新中国就这么一路披荆斩棘，将没有硝烟的新抗战一直控制着没有硝烟。依托超大经济体释放出的惊人规模效应，我们的发展也慢慢的变成了颠覆霸权的反击。而反击的工具箱中还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正在向着星辰大海开拔，向着新时代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力，为自己也为所有受压迫的人们，去争取属于我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